爱·行动·救救红槟

(08年5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大学生网上募捐救云南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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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这是一些普通的人。

一个华师大在读研究生，两年来利用课余打工挣的钱，资助一个云南高中生。半年前，被资助的这个孩子身患重症，需大额费用治疗，而孩子家徒四壁求医无门…..故事的开头是我们太过熟悉的版本——悲惨世界版，而故事的后半部分，却因为这个可爱的研究生长达半年的奔走，因为她对爱和善良的信心，悲剧在我们这个钢筋城市中开出了花。

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了，大家跟她一路跑起来了，如今，老师们在一旁助跑加油，同学们成为了她的“战友”，“之前很犹豫，其实只要举个手，站出来，就多了一份力量”博士战友小晨这样说道。

大家都叫她小跑。现在他们成了“小跑们”。小跑说，“爱是快乐的，所以我们这群人乐呵呵的做好事”一个人的爱心，不知不觉走了很远；而更多人的爱心，正在接力中走向更远更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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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心路能走多远
文/本报记者章凌   摄影/本报记者马建平

上周六下午，记者见到了小跑。她刚做完家教，一溜烟的跑过来，下午的采访结束后又立即跑去做另一份家教。“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向家里要过钱了。”小跑笑呵呵的说。


挣钱不易，何苦还要助学？2006年10月，学校里一场“支教报告会”让小跑心潮澎湃。“一直以来我都琢磨着要做点实事，所以很佩服这些支教老师，可想想自己还是不行，不坚定，离实际行动还是远了一点”。小跑决定一步一步来，她主动联系了报告会上的支教老师——物理系研究生小周。之后，她跟小周老师之前的学生——云南武定县高二的贫困生李红槟结成了一帮一对子，“就是每月固定寄一点钱资助小孩子吃饭而已，不值得一提”。

这个叫李红槟的农村孩子体弱多病，小时候从高处跌落，延误了治疗，几年后拖成股骨头坏死，并导致三级残疾，“但是红槟很少主动提及病情，我那时也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回事，只是担心小孩子会不会因为残疾而自卑，或者自怨自怜什么的”

通通电话，写写信，“小跑姐姐”打消了担忧，“我们真是亲如姐弟，这个孩子敏感善良，特别重情谊，心理特别阳光”

讲到孩子的淳朴，坐在一旁的支教老师小周说起两件小事，“两年前我从云南回上海的时候，红槟说没什么送我，给我背了足足50斤糯米让我带回上海；后来他还让他妈妈养了几只壮鸡，等着我和小跑去了杀给我们吃，2007年暑假我回了一趟武定，他家的鸡已经养到10几斤了，由于小跑没去，只杀了一只，红槟说让我把剩下的鸡抓回上海。”

另一位“战友”，华师大的闪闪同学也很有感慨：“因为我也生长在农村，从小到大，我的身边都一直有这样清寒有志的少年。相比之下，自己还不够乐观、豁达。我想过如果自己是李红槟，不幸有这样的病残，心理会不会有这么健康？我可能会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可能家里人会因为我的病忍让我。我看到贴上去的照片，红槟和他母亲的表情都很平和、宽厚，那些笔画很粗重的白底黑字，小周老师叙述的细节等等这些，都让人感觉，这样的人，你去帮助，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

生活还是给了这个善良的孩子更沉重的一击。半年前，李红槟的病情突然恶化，小跑起先是从电话中觉察出不对劲，再三追问才知道他左腿疼痛加剧，已到了吃止痛药都没用的程度。“他不愿意再给家里添负担，一直拖着，每天强忍着痛上课，还一直瞒着不给我讲”。

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纤维性肿瘤以及晚期股骨头坏死，前者是急性的，需要立即手术，术后还可有可能转移复发，后者是由于髋关节长期发炎造成的，医生初步估计治疗费用在15—20万左右，“而且只能在北京上海西安的大医院做手术。”那如果不做手术会怎样？——会瘫痪，这个少年将卧床不起！
小跑说，初听这个消息时，她惊呆了，“眼前一头是自己风平浪静的学校生活，读读书看看碟而已，而另一头是一个孩子生命里巨大的苦痛和希望，两相之下，我潜意识里很想躲开，我从没担当过这么大的责任，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再次给红槟打电话时，小跑非常沮丧，没想到红槟却反过来安慰她，“姐姐你不要有压力，你不要担心，我决定还是放弃了。”放弃这辈子正常行走的希望？小跑坐不住了，不能放弃，这个孩子还没读大学，还没恋爱，还没享受过青春应该享受的一切，他这辈子不能就这么完了！她必须有所行动，他的身边也只有她这个姐姐了！

整个寒假，小跑为这个事奔波着，先是周围人，“起初有很多顾虑，怕给朋友、同学添压力。因为我的同龄人大都还在读书或者刚开始工作，大家都不宽余。”小跑很为朋友考虑，也总结了一套心得，“要客观具体的告诉别人这个事件的整个状况，还要充分体谅到他人的难处，千万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要求别人的爱心，爱心一定是从心而发的。”

50元，100元，500元，同学朋友们毫不犹豫的为这个素昧谋面的孩子攒钱，“有个朋友说很抱歉，存折里只有2000块了，下个月才能做点兼职赚点钱，先给那孩子500好不好？”“还有一个大四的小姑娘，实习了好几个月，单位就发了500块，她当天全部寄了过去”，就这样好不容易攒到一万一千元，加上红槟父母抵押了房子的钱，第一笔肿瘤治疗费凑齐了。2008年1月25日，红槟进了手术室。

攒钱的过程里，小跑也攒足了勇气和信心。每一笔善款，每一声鼓励都是在为她加油，面对之后那20万的压力，她心中开始计划起一条更远更广阔的求助之路。

首先是各类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我当时觉得，慈善基金应该是最有希望的吧”，于是，小跑一路联系了青少年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奔跑天使基金”、还有一些大陆民间的慈善组织，台湾某慈善基金会等等。
然而，理想很难照进现实。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针对个人的救助，有的则是针对白血病，艾滋病，兔唇等具体病症的，有一些慈善组织虽然接受了递交的材料，但还要等待下一步大海捞针的筛选，最对口的“奔跑天使基金”只接受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台湾那家基金会一直说忙，没时间去实地考察……小跑有些气馁，但马上又着手研究更多的求助途径。
考虑到个人募捐的形式会存在公信度以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小跑和朋友想到了通过红十字会设立捐款账户，“账户申请成功了，但里面并没有钱，要全靠我们自己募。”
其间，小跑向几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发过求助信。“觉得他们看上去还是很关注下层民生的，希望他们能通过公共平台呼吁一下，即便在他们博客上转载一下也好。”然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基金会和个人都走不通了，“还是要借助媒体的力量，靠社会捐款才能解决。”小跑回忆说，“全家人都行动起来了，我妈妈专门负责关注各个电视台的“真情”节目，我爸记联系方式，然后我就挨个的写信打电话”，然而，依旧是电话没人接，信件毫无回应，“可能是我们的故事还不够煽情，没新闻价值。”小跑苦笑了一下。

接下去，她又托老同学帮她联系到四川媒体，有两家报社和地方电视台。“起初，他们都表示感兴趣，让我提供材料。”彼时，媒体的热情让小跑觉得胜利在望。可最终媒体的关注点还是以吸引眼球为主，“有的记者说这事不够新鲜，没有卖点。有的报纸说，红槟是云南的，而我人在上海，地域不对口。还有的电视台粗粗答应过后又音讯全无，再联系索性不理我了”

这时一个华师大地理系的一个叫越越的女孩子站出来了，“她很热心，很快就通过家人联系上了昆明市电视台，对方表示愿意播，但需要我们自己提供拍摄素材。”小跑说到越越，万分感激，“她先是去昆明医院里拍红槟。后来，红槟出院了，她又和她爸爸坐很远车去武定县红槟的学校和家继续拍摄。”

但是毕竟水平业余，1个多小时的素材还需要后期剪辑，“我先想着去学校传媒学院找人帮忙，后来找到一个更专业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朋友，但是她要5月以后才有时间”小跑很有信心，又想到一个好途径，“等我们剪好片子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播客放在新浪视频网上”

到此为止，能想到的途径几乎都试过了，“注意力没放在沮丧这个方面，倒是因此接触到了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改变了先前一味抱怨的想法。平时一聊起这些大家就开始抱怨体制不健全，但这次实际参与到其中后，我倒真的发现如果不继续行动下去，抱怨一点用也没有”，行动，怎样行动才有效？小跑心中升起的关怀已经不局限于红槟一个人了，像红槟这样的家庭占了社会绝大比重，一场重大疾病就被彻底拖垮，这些人怎么自救？

越思量这些问题，小跑越觉得自己可做的事很多，“我想为他们画出一幅救助地图，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不够了”

这时，进一步的转机出现了。小跑将救助红槟的原委和整个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写成文章，发在当代文化研究网的“热风”论坛。这个帖子立刻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上海大学的王晓明老师回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悲惨故事发生的时代，我们也都饱尝了太多的‘什么都不能改变’的沮丧，因此，就象有帖子说到的，我们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但是有人没有这样。他就动手做了，而且坚持着，不气馁。所以，问题不在是不是帮助需要救助的人，而在你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沮丧、气馁和麻木。”王老师的话一语中的。师生们纷纷解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经过“热风”论坛的推动，又一批研究生同学站了出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高校的同学已自发联合，组成了一支救助红槟的队伍，现正投入行动。现在，小跑变成小跑们了。

上海大学的小晨在论坛里这样写道：“当我看到小跑在为远方的贫病少年奋力奔走时，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绝不能眼看着这么好的姑娘‘一个人战斗’下去。我迈步走到小跑身边，只是为此。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很孤单，也惯于孤单，但却唯独让人见不得这种‘孤单’，见不得这种稀少的温暖而倔强的呼喊淹没在无声无息中的孤单。我无力去做小跑做过的事情，可是我愿意应答她、和她站在一块。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单纯的头脑和几乎为零的社会经验，都不是最重要的了。”

华师大的东辛说：“在看完小跑的心路和众多网友的回帖后，我还在和做媒体的朋友说，这事很难做，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大学生，太普通不过的一个人，太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在不断地对普通对平常的强调中，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平常人吗？如果这样的不幸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在小跑说我们应该把她之前走过的路再过一遍时，我猛拍了一下大腿，对的，普遍性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现在人手多了，有条件把之前因她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不一定‘走’得很好的路再过一遍，那么对于后面需要救助的人而言，就可以在这次救助活动的经验基础上，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有针对性的途径来达成目标。”

现在小跑和她的战友们开始了更广泛细致的求助，从农村医疗保险，到民政局、教育局、地方红十字会、残联，再到各种民间团体，“我们不是想搞慈善，现在这个词已经够流行了，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行动来探路，告诉后面的人，如果你生重病了，什么政策是你可以诉求的，什么地方是可以获得一定帮助的。”小跑说，“我们这个目标并不理想化，我觉得是可以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大家的努力也得到了更广泛热烈的支持，两周内捐款近两万元，热心的老师在幕后给小跑们加油鼓劲。谈到更细致的捐助程序，小跑自信的说：“我们商量好了，想了很多办法去关注捐款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整个事情结束后，我们会把手术费用和红槟的康复情况，以及所有的支出收据完整的向捐助人公布”。

热心关注并参与此事的毛尖老师，自称只是“助跑”。“是他们在带我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毛尖老师说，“他们的能力、爱力、爆发力”感动了她。他们的热情“让我体温比较高”。小跑和她的战友们还在跑，可以预见，小跑们的周围，会有更多人一起跑起来。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老师说，“小跑们在连成新的人群。一个社会，这样的人群多了，才是安全的、温暖的，有精神活力的。”

“我们的行动，最低纲领是二十万，最高纲领是，重新呼唤出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毛尖老师豪情万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