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行动·救救红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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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文章，半个月前由“跑啊跑”发表在文化研究网上，正是这篇文章引起老师同学的关注，这一群可敬可爱的老师同学，给了这件事最热切的支持和建议.... 

在民族问题讨论如此火热的时候，不知道在这里大谈救助西部的重病贫困学生这么一个似乎司空平常的事，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我恰不认为如此，如果政治热情和民生关怀不联系，理性思辨和个体福祉不联系，那“知识分子”这四个字不过只是一个角色而已，而非一种生活方式。

跟毛尖老师商量过这件事，受她鼓励，想到先在论坛上发个帖，可是怎么写始终是一个问题，在文化研究论坛上总不能一味抒情聊感受，但如果非要让我现下就以旁观者的角度将此提高到“底层的生活状态”与“中国慈善业的机制欠缺”之类的话，也早了些。所以，想来想去最好的方法是如实把心路历程写出来，请老师同学们见仁见智，说不定也可以从这个帖上看出一些东西。

事情的开始再简单不过：我两年前开始定期资助一个云南武定县一中（国家一级贫困县） 的高中生读书，这本是不足挂齿的事，我们学校每年有学生远赴云南支教，此外有好些学生都参与这样的一对一资助，当时我不过就是暗自衡量了每月做家教的钱有些闲余，这事就这么没准备的开始了。

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我大概会一直这样自以为“高尚”的用一些微小的付出说明自己的本性淳良关怀他人，顺便也完成了参与社会生活的自我需求。那是绝没有想到后来这事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也没有想到我居然一路走到了现在。一年以后，这个一直体弱多病加上双腿三级残废的孩子突然病情加重，去医院确诊是“股骨头坏死”，唯一的治疗方案是换骨头，费用20万，如果不换，以后会持续恶化，直至瘫痪。然后是三个月前，坏死处长了纤维性肿瘤，需要凑钱做手术，他们家把房子抵押了，不久后肿瘤转移，需要再次手术，需要2万块钱。

20万，2万，这些对他们家而言是怎样一个概念呢：他妹妹因为家中经济和哥哥的病，初中毕业后主动辍学去县里打工，一个月工资不到两百，自己吃饭零用50块，剩下的钱全部交给家中。

这个问题瞬时就从天边摆到了我的面前。这一步很突然，现在的我其实偶尔也会想，为什么当初一下子就认定这事就该揽给自己管呢？而且我必须承认，最初得知他生病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很自然的抱怨，怎么他就这么倒霉呢？穷就够了，身体不好就够了，怎么又得了需要这么多钱的病呢？我无比怀念起他没得病前的日子，那时我们只用轻松的聊聊电话，我扯一些学习方法啊心灵成长啊理想啊之类的话题，并且很满足于这样的“启蒙”。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而眼前20万这个现实，伴随一系列我从未接触过的医疗名词，伴随一些我过去从未考虑过的沉重就这样来了。

我想大概每个人如果在我这一步都会这样走下去吧，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求助。

再说说我自己吧，我就是一个从西部过来的学文学的研究生而已，从小到大生活也还算平顺，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压倒性的贫穷和绝望是自己完全扛不下来的。我很了解自己，既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情操，还如此缺乏行动力。

眼前一头是自己风平浪静的学校生活，读读书看看碟而已，而另一头是一个本来素不相识的孩子巨大的苦痛和希望，两相之下，我潜意识里很想躲开，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我一开始认为自己根本不具备勇气担当起这些责任。

坦白的说，我在思想上做了一段时间的鸵鸟，寄希望于安慰自己等以后再说，直到最终确认了他这个病真的不能再拖，我必须有所行动。于是我先试着给周围人讲这件事，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压力，半年前我就是这样一个畏首畏尾又做不出实事的人，真的。

正是随后出现的一些人给了我持续努力下去的动力，他们都是些刚毕业就去异地打拼的老同学或者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朋友，在急着凑肿瘤手术费的那几天里，大家迅速凑齐了一万元。我不煽情了，但这的确是一句真心话：他们的这些钱真的不容易。后来有个朋友说很抱歉，存折里只有2000块了，下个月才能做点兼职赚点钱，先给那孩子500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还有我妈，退休工资不足800，我一向以为她对这类事会选择不闻不问，没料到她也寄过去了一千。还有一个大四的小姑娘，实习了好几个月，单位就发了500块，她当天全部寄了过去。

但是离20万还很远，受这些人的鼓励，我居然真的行动起来了。第一步，找慈善会，找残联，找红十字总会，但是慈善会一般不针对个人捐助，红十字给了我们一个特设的帐号，但里面没有任何钱，全部需要我们自己去募，“奔跑天使”基金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等重大疾病的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只救助14岁以下的患者。

不灰心，那找个人吧，很傻很天真的给好几个“有点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信写邮件，心想我自己没号召力没可信度，这些人总有吧，只要能在他们博客上转贴一下，马上会有很多人关注的。我一遍一遍的给出小孩子家庭贫困和病症的各种可靠证据，一遍一遍的说不治好这个病，今年高考会受影响，拖延治疗将来会更严重，而这孩子还没读过大学，没谈过恋爱，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予以扭转。当然，“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根本没理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怕是别人没看到信，又再次去信想确认人家是否有收到，结果这封同样没任何回复。

于是重新研究了“穷人看重病”的成功策略，只有自救了，于是转变思路，我们决定走先由媒体宣传再找企业赞助这条路，或者“热心观众捐款”也行。寒假那一个月，我妈负责关注电视上所有让人身泪俱下的真情节目社会新闻，我在一边记热线电话，记邮件地址，可惜电话几乎都是没人接的（不晓得为什么叫热线），邮件自然也是石投大海。

后来悟到找媒体也是要找有关系的，我一个还在学校读书的人，能有什么关系，好歹托同学联系了四川某报纸，对方记者一开始兴趣很高，不断暗示我要给些料，要提供一些“你们之间很感动人的典型事例”。跟我一起为这事努力的同学说她很反感这样的方式，“简直是炒作”，可我仍不死心，我是要救命的，我真的很想配合她，可是想来想去，能怎么感动呢？跟其他那些惨绝人寰的报道比起来，我们实在不够有“料”，也没惨到把旁观者搞得声泪俱下那般典型。我唯一能告诉别人的就是这个真实的孩子，和他这些真实的简单的心情，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最珍贵最有意义的是在这件事上成长的心情，以及跟这孩子共患难的这份情谊。

而他呢，我只知道他对所有人都充满感激，并且总是摆脱不了深深的愧疚感，总是觉得给我们添了麻烦。要说感动，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轻轻的告诉我说，算了，我想放弃了。我一惊，问，你怎么这么想，还是有希望的嘛。他说，就这样下去算了，这个病我们都不要管它了。

“这样下去算了”，就是一个20岁不到的男孩子在绝望和善良的心情下，最终选择接受自己将一辈子坐轮椅的事实。

然而，最终那个记者觉得做不出什么她想要的东西，也就不怎么搭理我了。后来一个家住昆明的华师大大四的同学也参与了此事，她联系上了昆明电视台，对方答应可以做这个报道，但要我们自己提供影像资料，于是这个同学去昆明医院，又坐很远的车去武定县那孩子的学校和家里拍了DV资料，但其实我们很不专业什么都不会，终于找到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她答应下个月帮我们试试看剪片子。

可以说以上所有努力几乎都没见成效，虽然红十字最终给了个帐号，但是里面没有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募的。

朋友们赞扬我为此努力了许多，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而且努力几乎都没有成效。他的病情一天天不可逆的加重，我现在甚至很怕给他打电话再听到任何坏消息，像我这样正常长大的孩子，从未有过这么直观的压力。也许过去只会在看电影那短暂的时候才会有某种被生活的绝望压倒的感觉，我曾经的金钱观是这样的，钱嘛，不过就是天上飞来飞去的盘，跳一跳就能够着的。而现在这事已经完全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时时都背着它，也就习惯了。

我唯一满意的是自己一开始时居然选择了去行动，我也在整个事情中清楚的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对社会人情的再一次认识，并且这次认识是在实践中，而不是向过去一样通过阅读或者讨论或者对讨论的评价中完成的。之前我真的不会想到自己有勇气去给那些陌生人打那多么电话写那么多信。我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别人的帮助而对社会和人性产生这么大的信心。（突然想起去年在课堂上讲戈达尔电影的时候，毛老师笑我“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虚无主义了”），那么，现在的我算是个人性乐观主义者咯。

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此，不是被多少人拒绝过，看到有多少人漠不关心，也不是抱怨这个社会慈善体制多么不好，正如这个孩子从来没抱怨过有什么不公平一样。只有受过他人恩惠的人才能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分馈赠都给人以无限希望的，这力量绝对超过任何负面的东西，这话听起来矫情，我也是实践了才知道。

有一个同学说，以前听这些事听得太多了，都麻木了，因为你，这次却想也出一份力。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她也踏出了这第一步，下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她可能再被打动一次，再下一回，她可能就会积极主动做一个行动者，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而对于我而言，如果不是这件事，也许我仍然只是停留在电视机前看别人的故事留两把泪然后换频道，那么慢慢的，我会最终跟所有遥远的悲伤切断心理上的关联，但我现在却时时深感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自己同时身兼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现在再看到别人的惨事，我就特别留心，即便真的经济紧张，我也很愿意跟他们打一个电话，或者跟他们一起交流下寻求救助的经验，我很想给他们多一些信心。

这就是我在这件事上得到的：对爱和善良的信心。